格式合同研究
一、格式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格式合同，也称定型化合同、定式合同 、标准合同、附和合同、附从合同 、附意合同等。格式合同是旨在明示其合同内容的固定化、一般化，合同内容规定了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全部条款，以及合同形式均由一方当事人事先予以确定，另一方当事人对该合同只能表示全部同意与否的合同。格式合同名称并非我国所固有，系被辗转译介于国内。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早使用了“格式合同”的概念，而《合同法》则称为“格式条款”。在银行等金融领域广泛使用格式合同，格式合同的使用似有流行的趋势。
格式合同具有以下一般性特征：
(一)合同条款的单方意志决定性。格式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事先确定，条款之制订者一般系商品抑或服务的提供者或经营者，条款即为制订者的意思表示和意志表达。
(二)合同相对人对合同的意志附和性。相对人对于合同几无协商的余地，仅能概括地接受与否合同的全部条款，不可以对合同条款讨价还价。
(三)合同的形式标准化和内容定型化。形式标准化，指合同以书面明示之形式，在等同条件下适用于一切不特定的相对人。内容定型化，盖因合同条款不因相对人的身份而改变，不同合同的差异也仅限于相对人姓名或名称的不同和可能的标的数量的多寡。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合同作为现代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纽带，实现契约正义，维护契约自由是其价值述求，格式合同也以该价值述求为依归。格式合同且更具优点：提高效率，效率乃现代社会所追求的三大目标之一(最大化、效率和均衡)，简化缔约程序和节约交易成本。
二、格式合同的法律风险
现代各国“一方面承认约款为大量交易所需要，但又想否定其不合理条款的效力。然而，政策上的干预如何正当化是理论上的难题2”。格式合同在具有诸多益处的同时，其也有消极的一面特别是法律风险是不能回避的。
(一)有违公平原则之虞的风险。格式合同制订者过于强调保护自身利益而忽略了相对人的利益保护，违反公平原则从而影响合同效力的风险。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此款即体现了格式合同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在格式合同中，格式合同制订者应当公平合理地确定合同相对人与其之间的权利，不得利用自身有利地位，将意志强加于相对人，损害相对人的利益。
(二)免责条款风险 。对免除或限制相对人责任条款及以适当方式提请相对人注意的风险。《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同时规定：“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所谓合理方式主要是指格式合同制订者以能引起相对人注意、提醒强调和吸引对方注意力的方式，通常可采取要求合同签字、个别告知或对这些条款以更醒目字体、字号标明注意事项、填写说明等。提请相对人注意必须在合同签订前作出，否则，则对相对人不产生约束力。
(三)格式条款无效的风险。《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格式合同如果违反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以致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时，借款人可以依法要求确认其无效。 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本条第二款：“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四)特别条款的效力优于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风险。《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因此，如果格式合同制订者与相对人就格式合同的条款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特别条款的效力就要优于格式合同条款，因为它更符合意思自治原则。
(五)对格式合同的不利解释风险。《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由格式合同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它由格式合同制订者一方预先拟定，又未与相对人预先协商，因此，法律要保护相对人的利益。
三、格式合同法律风险的防范
制订和使用格式合同，可以有如下一些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的方法：
(一)基于公平原则制订格式合同。要求合同所约定的当事人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对待”和“对价”关系，但无需“对等”和“等价”。易言之，只要权利义务系真实的意思表示，允许权利义务的比例衡平。
格式合同是否是实现人们追求公平的手段殊值怀疑，从理论到实践都遭到了太多的诘难。但必须承认的是，格式合同的格式化改变了传统合同缔约过程的秘密状态。合同订立的公开化以及主要条款的标准化使得合同的提供者与相对人不能通过那种个别磋商的方式使身份不同、缔约能力有差异的相对人受到不同的对待。这样，格式合同使得利益分配在消费者(相对人)之间是均衡的，从此种意义而言正是格式合同的公平价值之所在。
(二)合理提示方式。采用合理方式，提示相对方注意“免除责任”、“限制责任”的条款。当然，公平、合理、合法的免责条款可以合理分配风险，避免不必要的讼争。
第一，合理方式。系指在通常情况下，能够引起相对方的注意，诸如：字号、字体、颜色、位置等方式。例如在制订的格式合同中，免责条款均以较大的字体、加下划线等方式进行明示。
第二，提示注意的措施与免责条款的关系。免除提供者责任的程度越高，提示注意的措施就越醒目。
第三，可以在格式合同中，约定“特别提示条款”。该条款约定：“乙、丙方(即合同相对方)已特别注意到本合同黑体化线部分，并无任何异议”。
(三)按照相对方的要求予以说明。按照合同相对方的要求进行说明，既是相对方的权利，也是合同提供方的义务。合同提供方在尽了说明义务之责，尽了提示注意义务，一俟相对方明知合同内容即为已足。
在银行与客户的多次交易，皆使用同一格式合同，交易行为具有“规则性”和“一致性”的系列交易中，在交易的当事人之间已产生了信赖关系，交易的相对人明确知悉或推定明确知悉格式合同的内容，合同提供方的提示义务可以淡化。
(四)吸收框架合同文本优点，设计合同可选择条款。所谓框架合同文本，是指由合同制订者设计合同的基本体例，内容上区分必备条款和选择条款的一种参考样例。使用时相对人必须再根据具体情形，对框架合同文本进行初步筛选补充，然后交由合同提供方进一步协商，最后确定合同文本内容。从形式上看，银行使用框架合同文本后，“填合同”转变为“写合同”和“谈合同”，实质上，框架合同文本的使用更符合合同法所确立的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是避免格式合同所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且它还可以突出相对人的不同特点和风险点，有的放矢防范法律风险。或者在制订的格式合同中，也较多的设计了可选择条款供合同相对方选择，旨在弱化格式合同的单方性，而最大限度彰显合同的公平、合理，假以防范和化解格式合同的法律风险。
四、我国格式合同的规制之不足
尽管我国格式合同起源与发展具有较长的历史，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经济交易，但立法体系的滞后以及我国法制体系的不完善，我国法律对格式合同的规范不但不能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也难以在司法活动中体现公平与正义的法律价值，立法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第一，格式合同的有关规定零散不系统，很难形成一个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制体系。从我国的多项立法中我们只能从中看到只有零散的几条法律条文对此做出了含糊的规定 ，一旦发生法律纠纷，很难做到有法可依，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只有全面的反映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其对社会的管理和调整。
第二，我国欠缺专门规范格式合同的立法。我国格式合同在市场交易与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又是和每个消费者企业息息相关，没有专门的立法规定实乃立法之一大不足，格式合同的日益发展，要求我们有专项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
第三，对格式合同的立法解释不完善、立法匮乏、内容抽象，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如没有明确规定提醒对方注意的方式，对其解释的效力问题也是有待与立法规范。
第四，部门立法权的滥用，导致规制格式合同的特别法立法不公平，严重危害了社会正义。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原因，调解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格式合同关系，都是由本部门自己制定或者由自己提出草案，交由人大通过。由此可见不公平不平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象屡屡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格式合同规制之完善
格式合同自产生以来，其与契约自由原则的冲突、合同中不公正条款的存在，使之成为各国民法或合同法的重要规制对象。对格式条款进行规制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既发挥格式条款省时简便等优势，发挥它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又要使其在民法基本原则的轨道上运行，从而保障交易公平，保证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等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要求得以贯彻。企业应当对此问题予以充分重视。
